基于CiteSpace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3)
3 结语
通过利用Cite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分析,可以得出:作者合作之间处于“大分散,小汇聚”的状态,相关学者处于初步的探索研究阶段,标志性成果还应提升;机构合作规模不大、联系不深,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甚少,大多数成果来自于高校,其研究内容也大多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开发利用等传统角度来研究的,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不多,各学科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还有待加强;研究热点集中在档案式保护、档案管理、传承人档案等这种宏观层面;研究方法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不利于研究思路的开拓,可以以社会热点为角度切入,融合跨学科专业知识,拓展有研究价值的主题。可以预见,在未来互联网、新媒体、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驱动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维度及深度会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作者合作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合作会更加紧密,机构合作将加入更多的研究主体,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技术支持和研究空间。
[1]肖文建,黎杜.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长久保存策略[J].档案学研究,2017(3):54-58.
[2]李姗姗,邱智燕.基于CiteSpace的我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述评与展望[J].档案学研究,2020(1):91-96.
[3]杨冬权.谈档案与文化建设——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J].中国档案,2012(12):22-25.
[4]陈玉萍,徐拥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制度建设[J].兰台世界,2014(5):1,4.
[5]袁学欢.试论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保护[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18):187-188.
刘欢,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与档案信息化。
刘源,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服务与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录音、录像、照片、文字、数字化多媒体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全面的记录、整理而形成的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各种载体的历史纪录[1]。近年来,为了管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社会各界各级档案部门为之做出了巨大努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利用CiteSpace软件对该领域文献进行梳理及可视化分析,不仅能让研究者更详细地得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热点和研究状况,而且也可以更好的把握以后的研究方向,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发展,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CiteSpace又称为“引文空间”,是由陈超美博士开发的一款可视化分析工具,利用该软件对文献信息进行分析与研究,能够对文献的机构、作者、热点词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其数据节点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清晰地展现该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趋势与动向,并且能够把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展示出来。由于CNKI中收录的文献类型众多,为了更加精确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发展动态,提高文献分析质量,通过高级检索、跨库选择为“期刊”“硕士”“博士”“学术辑刊”,以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含“档案”,从CNKI数据库中得知第一篇文献发表于2003年,所以时间选择2003年到2019年,选择中文文献,基于以上条件可以得到629篇文献,对检索结果反复排查、整理、去重,剔除不相关的数据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文献共623篇。利用该软件对文献信息进行分析与研究。2 文献分析与结果2.1 年发文量分析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数量进行绘图,能够直观且全面地了解该研究领域每年发文的情况,也有利于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因此,本文根据检索到的文献数量进行绘图,统计出了该主题的年发文量,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文献最早发表于2003年,但仅有一篇;2004年到2006年,每年非遗档案的文献发布数量依旧波动不大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2007年到2016年文献发布数量明显上升,这说明该研究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在2017年出现了峰值达到热度,2018年—2019年后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研究趋势,这说明我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工作正在有序的全面展开。经过梳理后发现,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举办“文化遗产日”,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提高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随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果也大量涌现出来,由此2006年之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文献同样大量增长起来;2016年,国家档案局发布《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其中指出“为有效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和口述历史档案等工作”,由此导致2017年的文献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图1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年发文量2.2 作者及机构分析如图2所示,利用CiteSpace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文献作者关系进行分析,获得作者合作知识图谱,作者合作图谱反映了该领域作者研究的力量分布与活跃程度。图中的圆环形节点代表作者的发文数量,节点的大小和作者的发文量成正比;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则是由连接节点之间的连线来表示。可以清晰的看到王云庆教授是该领域的核心学者,以他为中心呈放射状发散出10条连线,他们合作发表了27篇文献,通过查看文献得知王云庆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与传承;其次,以戴旸教授为中心的作者合作一共发表了14篇相关文献,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传播;除此之外其他学者之间的相互合作甚少,几乎都以单独的作者出现,作者合作关系线存在于王云庆、戴旸等作者之间,合作范围较小,合作网络极其简单、疏松,这说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作者合作之间处于“大分散,小汇聚”的状态,相关学者处于初步的探索研究阶段。图2 作者合作图谱借助CiteSpace中institution功能对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不仅可以发现该机构在该领域的科研实力,也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科研机构对某一领域的关注度。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机构发文数量,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粗细程度代表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密度。从图3中可以发现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以及世界记忆项目北京研究中心的合作关系比较紧密;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中国档案学会、中国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之间形成一个高集中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大部分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都不紧密或者绝大部分机构都是独立研究。总体而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主要研究机构为高校,研究主体单一;虽然研究机构间有一定合作,但合作规模不大、联系不深,尚未形成高产并具有高影响力的引领机构来带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发展和研究,这说明各研究机构有关此领域的探索和合作交流还有待深入。图3 机构合作图谱2.3 关键词分析CiteSpace中的关键词分析功能可以分析某学科在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在初期检索时发现最早的一篇文献发表于2003年且检索的文献时间范围过大,所以在CiteSpace时间切片栏中时间选择为From 2003 to 2019,Years Per Slice选择2,Node Types选择Keyword关键词,Selection Criteria中g-index选择15,Pruning修剪方式选择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这种修剪方式可以使图中的关键词之间的脉络更加清晰。图4所示,左上角的信息显示出本图是由270个节点以及285条连线构成,Density=0.0078。图中大小不一的圆环代表以高频次关键词为结点的知识图谱,每个圆环形节点代表一个热点关键词,关键词的字体和圆环的大小体现了该关键词的相对热度,圆环形节点越大则代表该关键词的热度越高。经过合并同类词之后,图中显示了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文献研究中产生了大量重复和无效关键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档案”“保护”等高频关键词,这是因为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含“档案”作为主题词来检索的,所以成为高频词,但这些词在内涵范畴上交叉重叠,导致研究对象含糊,含义宏观且易遮盖研究热点,不容易发现研究热点[2]。剔除上述相关关键词后,总体数量偏少,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档案式保护”“档案管理”“传承人档案”等方面。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2.3.1 档案式保护2012年举办的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明确了:“档案工作者要主动记录即将消失的各种文化现象。用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各种形式为‘濒危文化’建立档案,使它们能够传之后世”[3]。因为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能够真实、完整、可靠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它的长远价值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满足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者的需求,所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即档案式保护是我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后续研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端存储等技术应运而生,档案数字化保护技术正在替代过往的保护方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方法、新途径,即通过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存储、数字化开发等技术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批非遗档案资源数据库 档案管理近年来,为了管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社会各界做出了巨大努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且进一步为其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其他相关机构协同参与的,分工不明确,档案部门又缺乏相关方面的长效管理机制,制约了档案管理规范工作的有序开展。档案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基础上建立协调有效的相关工作机制,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档案管理、数据库建设方面的法规制度,明确主体职责权限 传承人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5]。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依托于人来活态化传承的传统文化,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没有了传承人,就没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龄逐渐老化,青少年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兴趣不高,传承人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建设中,首先要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优先对老龄的非遗传承人建档,开展抢救性档案记录工作;再次要鼓励中青年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能源源不断的流传下去。3 结语通过利用Cite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分析,可以得出:作者合作之间处于“大分散,小汇聚”的状态,相关学者处于初步的探索研究阶段,标志性成果还应提升;机构合作规模不大、联系不深,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甚少,大多数成果来自于高校,其研究内容也大多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开发利用等传统角度来研究的,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不多,各学科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还有待加强;研究热点集中在档案式保护、档案管理、传承人档案等这种宏观层面;研究方法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不利于研究思路的开拓,可以以社会热点为角度切入,融合跨学科专业知识,拓展有研究价值的主题。可以预见,在未来互联网、新媒体、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驱动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维度及深度会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作者合作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合作会更加紧密,机构合作将加入更多的研究主体,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技术支持和研究空间。参考文献[1]肖文建,黎杜.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长久保存策略[J].档案学研究,2017(3):54-58.[2]李姗姗,邱智燕.基于CiteSpace的我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述评与展望[J].档案学研究,2020(1):91-96.[3]杨冬权.谈档案与文化建设——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J].中国档案,2012(12):22-25.[4]陈玉萍,徐拥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制度建设[J].兰台世界,2014(5):1,4.[5]袁学欢.试论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保护[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18):187-188.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128/4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