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档案研究的新成果——读侯希文的《西(2)
《选编》所辑档案,以政治关系为主,经济、文化从略,凸显政治中轴线,又视野开阔,主次分明,相互印证。正如郝时远先生所言“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1](总序2)。
三、评介精要:阅读提示表达的多重功能西藏历史档案已有的整理成果多为鸿篇巨制,质优价高,阅读范围狭小,主要以藏学研究学者利用为主,有待进一步拓展。每一历史事件都头绪纷繁,如何使一般读者对西藏历史档案的要旨一目了然,对事件前因后果了然于胸,《选编》特意设计了“阅读提示”,既提供了大量史料线索,又便于读者对历史事件的钩沉梳理。《选编》“阅读提示”功能意义又不一而足,各有侧重,表现出多重价值功能。
第一,点评精要。如《选编》第332页“阅读提示:和平协议签订后,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护送下,于1952年4月28日到达拉萨。班禅在拉萨同达赖进行了历史性会见。西藏人民内部将近三十年的不和,在中央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在协议的基础上,两位宗教领袖重新团结起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使西藏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的大家庭,同时也解决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这是西藏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1](P332)此即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的时间、人物、是由、结果、地位和影响简明扼要点评。
第二,补充说明。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西藏地方有的同一档案存在不同版本,对此《选编》作者都特别予以甄别。如《选编》第102页“阅读提示:关于该章程的文本,目前可以看到的汉文本有两种,即十三条本和十条本。《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五所收为十条本,张其勤编著《清代藏事辑要》所收为十三条,两种版本文字详略有别,前者略而后者详。此外,十条本所缺三条分别是:一官员革除治罪应酌定章程;二选派坐床堪布喇嘛照旧例遵行;三噶伦、代本补放应请旨颁给敕书。该章程的藏文本今存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其文也为十三条,而且内容与张其勤书所收完全一致,以是知十三条本当为正本和足本。”就是对“善后章程十三条”文本的补充说明。又如《选编》第327页“阅读提示:两附件全文抄自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之复制件,汉藏两文本,红缎面金字精装;双方代表均有签字与本人图章(红色),藏方为藏文签章”,就是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附件一、附件二的来源、文本形式、装帧、生效标识,以及原始戳记的补充说明。
第三,背景介绍。如《选编》第42页“阅读提示:公元1644年10月1日,清朝定都北京。顺治皇帝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因而兴黄教成为清政府一举两得的施政方针,同时安抚了‘蒙'‘藏'两个民族。清廷以‘册封'的方式确立了达赖、班禅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就是对“清入主中原加强对西藏的治理”的背景介绍,册封公文依时序排列,便于读者对“清入主中原加强对西藏的治理”的宏观理解。
四、以史为鉴:显隐互见的深远价值意义《选编》结合国内外西藏汉藏古籍档案整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西藏和谐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档案信息资源,以及为广大藏学研究者提供较为系统的历史公文史料。《选编》对西藏汉藏古籍专题档案整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有助于加强西藏自治区汉藏古籍专题档案整理的针对性、整体性和应用性。
《选编》研究成果将有可能应用到多个领域:一为政府民族宗教机构全面客观了解我国历史上民族政策、治藏政策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提供第一手资料;二为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我国现阶段的民族政策、治藏政策、宗教政策提供历史视界。三为西藏汉藏古籍专题档案整理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对西藏汉藏历史档案整理提供必要的实践依据。
《选编》研究的当代社会意义,就是通过对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不同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具体活动中来往政务公文的整合研究,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西藏从元朝开始,就成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选编》通过整理内容上的针对性、应用性,激活、挖掘和实现西藏古籍政治档案的当代价值转换,为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客观的史料依据,从根本上揭露和挫败境内外反动势力企图分裂西藏的阴谋。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zonghexinwen/2021/0707/5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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