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鬼子兵反战的心灵档案评日籍华人元山里子(2)
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学研究的吴光辉教授曾在研讨会上说,元山里子的书写是中国至今为止没有的。的确,至今为止,海外华人作家皆纠结于自己在华的过去,并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国的社会。即使贵为美国外交官夫人的严歌苓,也只是出品自己少女时代的中国“芳华”故事,即便写日本人的《小姨多鹤》也是中国的过去,并非所在国美国的故事。而元山里子真实地写出了二战前后,日本人元山俊美从参战到反战的故事。(4)吴光辉这段讲话引自元山里子所做的会场记录。
作为一个身在日本的华人作家,元山里子不满于“现在中国抗战文艺作品对‘日本鬼子’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指出“历史上真实的日本侵略军士兵并不能简单地脸谱化”,她要重塑华人笔下的日本形象。这个日本形象是迄今为止不曾有的。这个被迫当兵的农村青年并非好战分子,文中他写道:
战争真是残酷啊!它不仅夺走了中国无数的生命,破坏了中国无数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夺走了日本无数的生命,就连我家屋前屋后这么一点自然环境都被破坏得残缺不全,把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无情地夺走了。
他被迫当兵,受到军国主义的战前洗脑,说是不能让欧美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才出兵中国,说是要帮助中国,解放被欧美列强收买的雇佣军,等等,台下掌声一片,但说到要“宁死不屈”,提倡武士道精神时,没有人鼓掌,“都默默地坐着想心事”,“郁郁寡欢”。在战场上,他看到所谓“东亚共荣”对中国不是“造福”,而是“造孽”,感到自己对不起中国人民,所以对中国船夫很和蔼,最后中国船夫竟救了他的命。元山俊美领着他的弟兄在中国缴械投降,后被遣送回日本。同时开始反战,成为努力忏悔的正面形象,成为和平的樱花使者。
元山俊美认为,日本不认罪的做法其实是很愚蠢的,只有把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那些超出“战争的文明底线”的暴行,如实地揭露出来,并对此进行真诚的反省和道歉,才能赢得中国等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原谅,才能在国际上树立起日本的良好形象,才能让日本人真正得到世界的尊重。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打死一个日本兵,它并不害怕,反正炮灰多得是。日本政府害怕的是出现反战人士,这就会动摇他们发动战争的基础。船夫或许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但他救了元山俊美。培养起一个反战人士,比打死他的效果更好。
就这样,我们从《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中读到“他”从参战到反战的故事,通过“我”这个华人女性的笔缓缓写来,战争的狂热得到了抑制。似乎无意的写作方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本来通过“鬼子兵”反战,可以起到“敌堡更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效果;再通过华人妻子之笔来写,看似柔和的克制笔调,却表现出华人对抗战言行的认同,及其对战争本质的揭示。我不由想起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敦刻尔克》,虽然说的是撤退、逃亡中英国人坚定的勇气,却表现出英国士兵迷茫和恐惧的真实情态。应该说这种近乎完美的镜头,极度克制的笔调,还原了当时战场的情形。因为现实的战场是残酷的,所以最好的战争电影一定是反战的。那些让人觉得热血沸腾的战争片,即使正面形象很青春、很帅气,却容易被政客利用,用来宣传战争。
“作为长期旅居日本的华文作家,异国文化的感染与碰撞,使她能够尽量以国际性的文化视野来反思现代社会。在现代性语境下,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历史?如何面对现代性的焦虑与困境?站在日本这似近非近的彼岸,站在今天审视那并不遥远的历史,独特的空间与时间距离产生独特的视点,使其作品具有不同于大陆一般作家的清醒与冷峻。”(5)林红:《身体·性·忏悔——评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我们看到,在当代日华女作家的叙事中,元山里子的“自传体”叙事最为独特。它自我认同鲜活明晰,生命故事传奇而充满正能量。《他和我的东瀛物语》通过华人妻子之笔,塑造了一个从参战到反战的日本人形象,为中日文学留下了一个新的正面形象。
这部作品在中日“之间”穿梭交融,共生共存,获得女性自述体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它因文化上的“混血”特征而突破了本土界限,生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空间,一种新型的异质文学。而通过这种异质文学解读中日关系,将突破中日之间固有的政治纠葛,推进更为贴近人心的文化交流。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512/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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