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鬼子兵反战的心灵档案评日籍华人元山里子(3)
三、战争当事者的心灵档案
中国关于“中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不可谓不多,但很多讲的都是“打仗”故事,而不是深邃的“战争”故事。“战争”的内涵能深邃到“人性”这个层次。
“现代刑罚的对象不再是身体,而是非身体的人的灵魂,身体的痛苦相对于精神的痛苦而言,是短暂的、易逝的,而精神的痛苦则是触及人的灵魂的,是一种更为长久、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6)胡颖峰:《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元山俊美从参战到反战的过程,是从肉体到精神、身体到灵魂的激战过程。
小说中写道:“尽管我是侵略军的士兵,但在中国遇到善良的中国人的救助,使我如同醍醐灌顶,顿悟觉醒。从此,我虽然外表还是穿着日军的军装,而我的内心,却不再愿意与中国人为敌了。”元山俊美不但自己内心觉醒了,还尽自己的可能去救中国游击队。最后,他冒着可能被处死的危险,带领周围的士兵投降。面对“宁死不降”的军国主义命令,做出人性化的选择。这种深邃到“人性”的反战,超越了爱国主义的立场而上升到人类和平的高度。作为一个人,元山里子感动了,她甚至逐渐爱上了这个反战的“鬼子兵”,最终敢于超越国界与年龄的界线嫁给他。“我想通了,在我的潜意识中,其实早把对元山的崇敬变为对他的爱情了……”她的这场跨国婚恋是勇敢而独特的,不被世俗认可,不被所谓“爱国主义者”看好,“无人祝福,仅属自己的美丽回忆”。我们可以想象元山里子辗转反侧的心路历程,但她代表丈夫,在湖南栽种的樱花却不分国度地为和平绽放所有的烂漫:2016年,元山里子带着元山俊美的遗愿,来到了湖南,她在岳阳县中日友好和平祈愿会上回忆说:“元山临终前郑重地对我说:‘我这一生中,只有一件事很惭愧,那就是当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炮灰,被强迫到中国去干了那些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这件事让我遗憾终生。’元山一直在反思和反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日中两国那场战争的悲剧。元山也想告诉日本的年轻一代,他们当年是怎么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是怎么变成一个杀人的机器。”
元山里子从日本留学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异文化的“断裂”。但她把眼光投向未来,不依恋过去,也不纠结过去;却勇于面对丈夫罪恶的过去和忏悔的新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书写这份家史。虽然中日恩怨纠缠百年,只有厘清认识,正视对方,才是真正的理性爱国。
我们看到,从李小婵到元山里子的亲身经历,使她有更多机会体验现代性语境下的多重创伤。这是痛苦与不幸的。但幸运的是,这种痛苦带来了作品的深刻性。“与现代性语境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创伤感。遭受创伤,就必然要解释创伤。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创伤中独具优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生活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造就了跨文化作家,这个作家群体与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感关系密切。跨文化作家的多元文化视角是在创伤体验中形成的,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流亡情结,这也使跨文化作家获得了世界眼光。”(7)周桂君:《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超越创伤的书写》,《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显然,她代表丈夫出版的这部战争当事者的心灵档案,具有热爱世界和平的深刻性。
四、思想型与自叙体
华人文学中不乏写日本方方面面的随笔,不乏讲中日婚恋悲情故事的小说,但写日本丈夫参战忏悔的非虚构文学这却是第一部。元山里子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书里的作家,你从书里可以处处感受到作者的血脉:撕裂的痛苦与幸福,揪心的理想与探索。她的写作,一直在探索自己的世界观,渴望塑造出有思想光彩的人物,她与日本丈夫互为代言人,力求写出有思考力的作品。“文章最忌随人后,道德无多只本心”(苏轼)。她认同谢有顺的说法:“写作除了经验、观察和想象,还应该有思想,甚至可以有某种程度的主题先行。只是,小说的思想、主题,它不一定是哲学的、宏大的,它很可能是小说家对具体问题的思索,是他对人性的发现和诊断,并让这些思想和主题成为作品中的肌理,交织、融合在所写人物的人生之中。由思想形成对人、事、物的理解和判断,构筑形象,再由形象来诠释和再现这种思想,这是作家解释世界的方式。”(8)谢有顺:《东西是真正的先锋作家》,《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显然,成为思想型作家,是元山里子的写作动力。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512/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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