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鬼子兵反战的心灵档案评日籍华人元山里子(4)
《三代东瀛物语》凸显了李文清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让读者看到李文清为一个家筑起一道强大的挡风墙,使这个家在十年动荡中,奇迹般完保;而《他与我的东瀛物语》则凸显元山俊美彻底的反战思想,他的彻底的和平主义,使他失去人生三宝(家庭、工作、组织归属),不过元山俊美也因此晚年获得知音,得到暮年之恋。李文清战时到敌国日本留学;元山俊美在战时被迫到中国参战,两国之间两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各有自己的思想,各自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元山里子认为,李文清更不容易,他隐忍、低调而成全一家安度各场政治斗争;元山俊美高调、彻底贯彻自己的和平主义,潇洒与潦倒,成全了他那“一匹狼”的一生。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的世界观,决定了两个人物的不同人生。
纵观当代日华作家的叙事,笔者认为,元山里子的“自叙体”叙事最为独特,自我认同最为鲜活明晰,生命故事也最为传奇而充满正能量。它正在中日之间传播,获得自叙体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
《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曾评论道:“作者中日文俱佳,文笔朴素流畅,大时代每个家庭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如熊培云所说的那样,一切国史都是人的历史。百年家史,如泣如诉,但只有温暖、爱、隐忍、宽恕和感恩,没有怨恨也没有抱怨,实在难得。”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林红在研讨会上指出:这种“震荡”用几近“深描”(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方法)的手法,平实地一一道来,把读者带入现场,跟着经历那些惊险的战争场面。这种让读者身临其境的“深描”手法,贯穿在元山里子的叙事文本中。这种自叙体“物语”的特点,有利于体现个体生命的连续性和意义,平易近人,便于阅读。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思想的大开放时期,很多作家都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邻国日本的影响,而郁达夫就是当时留学大潮中之一人。他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后来为抗日救国而殉难。但他的自叙体却始自日本“私小说”的熏陶。有别于中国文学的“风骨”传统,日本文学以“物哀”为传统,认为“私小说”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日本近现代不同流派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私小说”创作方法的影响。文学评论大家久米正雄曾对“私小说”做出注解:“作家直接暴露自己的私小说才是文学,艺术只能是自身人生的再现。”(9)〔日〕久米正雄:《近代评论集——私小说和心境小说》,东京,角川书店,1972。而正是在对日本“私小说”的借鉴与超越中,郁达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叙体”风格,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天地。
这种独异的光辉影响着五四之后的莘莘学子,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代留日学生。我们从元山里子的“东瀛物语”看到了五四精神的辉照。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现代精神。“自叙体”的思想与艺术的力量,不但真实、直露、生动地表现了“鬼子兵”丈夫的反战物语,也勇敢地揭示了女作家的情感投入与个性成长。小说取材上的主观色彩,使人自然地联想起郁达夫。而女作家的性别又使人不由想起庐隐。从《海滨故人》到《象牙戒指》,爱情是这位女作家创作的永恒主题,五四女儿“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是她自我情感的投射。庐隐袒露自己好些作品就是在写自己,她认为:“真正的艺术品是用不着人工雕琢的。你把它写下来,会感动许多人。我有时就是为了表现我自己的生命而创作的。”她这些话好像就是为后来的留日女学生李小婵所留下来的。有趣的是,庐隐是闽籍女作家,李小禅也是,闽人说,“闽”里的虫出了门就可以变成龙。她们同样走出故乡“闽”之门而成为东瀛作家。如果用一个关键字来表示她们相似的写作风格,那就是“真”——真正的艺术,真实地表现女性自我。
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她们的取材不同,但正因为“真”,我们看到了百年以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两代之间因中日战争断裂的“代沟”深如海洋。跨海跨文化跨个人情爱,元山里子选取的是“大题材”——有关中日战争。
我们看到,女性主义指导了女性文学的写作,但也使其无意识中陷入自我设限的境地,“突围”成为女性文学“走向深水”的必须。如何调整、获取女性主义新的活力源,成为一个问题。曾经作为中国现代化“转运使”的日本,在此当下无疑是一个有效的可供凝视的对象。(10)陈庆妃:《“享虐”与“性越境”——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的日本体验及其性别话语》,《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512/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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