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2)
图1 “跟风论”的提出场景图
2.2 工具维
工具维主要表现出对数字人文研究在工具、技术和方法层面的标签化、 依赖性和模式化三大危机的担忧:(1)尽管数字人文已渗透于多个人文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一批数字人文专家,但仍然未能完全撕掉被当作是辅助人文研究的工具标签, 这种标签化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人文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面临着沦为附属品的危机[12];(2)数字人文太过注重于“数字”,因此对算法和技术产生过度依赖性,容易陷入“研究仅呈现出量化数据的外在特征,而忽视解释人文深层内容”的危机[13],这将导致数字人文工具、方法和技术的使用远远凌驾于人文问题的解决之上, 造成相关数字人文议题内部研究逻辑的混乱,使人们认为表面上使用了数字人文工具的研究便是好的研究[11];(3)数字人文的研究是工具导向型的研究,由此带给人文领域的作用是不可逆的,长此以往,难免形成流程化的“算法”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可重复利用性还有待证实, 因为其往往伴随着忽视工具本身差异性、忽略具体社会语境等问题[10]。
2.3 需求维
需求维主要包括“人文学者的研究需求未被满足”和“数字人文研究的隐含需求被忽视”两个问题:第一, 相关学者们认为人文研究者的需求未被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文研究者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是具有研究主动性的,而在量化的过程中,其人文知识理解力在研究过程中无处施展, 导致其主观思考需求被极大削弱, 更无法引导其改变原有思考模式, 最后面临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思想被架空的严重危机[14-15];其次,人文研究者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数字人文成果未被重视, 获取与利用之间的矛盾突出,导致数字人文研究存在着闭门造车的现象,其研究质量自然难以获得提升;第二,有学者指出数字人文研究的定位虽是助力人文研究深化, 但其自身也是存在着内在的条件需求的, 即数字人文对人文学者的能力需求具有衡量标准, 而人文学者接受数字技术渗透的能力存在差距, 领域专家知识的不对称对数字人文研究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10]。
2.4 产品维
产品维主要包含数字人文知识产品“价值公认度低”“成果影响力小”和“评价体系缺失”三个问题:(1)在以算法计算为主要动力推进的数字人文项目中,技术专长在整个数字人文知识生产过程中备受偏爱,由此而造成人文知识的形态偏离到技术知识的范畴之中,进而造成技术知识被定义为人文知识且凌驾于人文知识之上的局面[16],这种局面下形成的知识产品削弱了传统人文的核心价值。 另外,当前的数字人文研究者中多以年轻学者为主, 其产生的学术价值也经常被怀疑;(2)数字人文知识的生产需要依托于量化的数据体系,而人文属性数据的量化需要完备、规范的处理环境,并不是所有的议题都有这种理想化环境的支持。因此,诸多数字人文产品未能突破传统预设,尚未出现较深层次的成果[13],且不成熟的学术生产方式,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进而降低了学界的接受欲望;(3)数字人文知识的生产模式聚焦于对已有的知识进行量化开发,而无法验证与改进已有的结论[15],且缺少一套科学、完整的产品评价体系[12]。
总之,每个新研究议题的出现与持续性的发展,势必要经过学术争鸣的思想碰撞, 数字人文研究也不例外, 其研究伊始便伴随着学界内诸多消极、反对、甚至批评的态度与声音[17],故而成为“跟风论”提出的内场景。但是,数字人文领域专家艾伦·刘(Alan Liu)认为这种现象恰恰是推动数字人文科学发展与深化研究的反向动力, 是帮助数字人文研究者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内在激励。从内场景的内在逻辑中看,有些质疑的声音确实是当前研究中应该改进的地方, 但也不难推理出有些批评的观点本身也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我们应该理性看待。 另外,笔者认为内场景的逻辑出发点在于数字人文研究未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学科体系内,若其落地到某一具体学科,许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3 正本清源——梳理“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的关系
笔者基于问题的溯源结果,从上述内场景的源头出发,来探讨若“数字人文”植根于“档案学”的学科土壤,会结出何种果实?我们研究发现,将数字人文研究落地于档案学, 不是一次浮于学科表面的跟风之举,而恰恰是从档案学“收、管、用”等基本工作环节出发的[18]、面向档案学学科核心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数字人文与档案学关系模式见图2)。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710/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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