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4)
总之,在新的环境下,档案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新的研究增长点,而数字人文作为一种资源、技术、服务一体化的理念,能够为档案学研究开辟更广阔的研究领域,也能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动能。
4 守正拓新——促进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在漫长的学术发展长河中, 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究竟能够走到何时?假如我们对上述“跟风”的批评置若惘然,那其必然是学术长河中不见波澜的沧海一粟;相反,若我们要探讨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就必然要保持着批判性的态度, 理性对待质疑,并进行思辨意义上的有益反思[27]。 数字人文于档案学而言,是一次创新发展的机遇。 然而,创新难离坚韧基石, 档案学也必须要在机遇中发挥自身的学科专长, 才能开辟出一条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的可持续化发展之路。基于对上文“跟风论提出场景”和“数字人文与档案学之间的关系”的梳理,结合当前数字人文和档案学发展的现状, 笔者认为可从上述内场景中的“工具维”“需求维”和“产品维”三个角度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路径。
4.1 “工具维”的思辨
“工具”在本文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即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的总称。大量的技术和方法仿佛是每个学者提及到数字人文的时候, 都会谈论到的话题,在上述“跟风论”的提出内场景中,工具维表达的是学者们对工具角色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担忧,是对标签化、依赖性和模式化危机的焦虑。 但是,丰富化和前沿性的方法和技术,也可为数字时代下人文研究的新方法体系的形成创造基础环境。 档案学研究和实践在数字人文中的定位较多的倾向于“中介商”的角色,而且是携带了大量资本的“中介商”,与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学科类似,都充当了人文研究的数字馆藏的资料内容库[27],也充当了数字人文研究的依托基地和其技术的实践场所。 档案研究者理应认识到档案馆藏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从而修正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即数字人文与计算机科学的密切度超越人文科学的认知偏差, 这是保证数字人文在档案领域去工具标签化的前提。不可否认的是,数字人文的技术方法体系已日渐完善,如刘炜和叶鹰[28]认为其至少由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VR/AR 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六大部分组成,还包括国际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 如“遥读”“文化性解析研究”等[27]。 对于档案学而言,并不是所有信息技术都适合用来开发和整合档案馆藏资源,要结合具体的馆藏特点和开发目标来选取合适的技术和方法, 并将这些技术和方法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如元数据、著录、数据库和开放利用等,切莫“唯工具论”,对数字人文工具不加思考的盲目依赖和崇拜, 而忘记人文研究才是最初的导向,这样才能完成数字人文工具的真正使命,才能充分发挥档案学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能动性和价值。 此外,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其馆藏资源具备原始性、真实性特征。 因此,档案领域在技术转录数据的可靠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于档案馆藏而开发的数字人文项目, 是直面人文学者的,是特殊性的项目而非普适性的项目,其每个项目开发工具和方法的建构,都有着“定制”倾向。 因此,其工具不会形成模式化的、无差别的流程,可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来增强其可重复利用性和可扩展性[27],也可通过关联数据和API 等技术来增强其关联性、更新性和可维护性[29]。
4.2 “需求维”的思辨
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包含了两个需求点,即“人文研究者的需求”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反向需求”,在“跟风论”提出的内场景中,部分学者觉得当前的诸多数字人文研究都未完全满足上述两个重要的需求点。 简单的来说,就是“人的需求”和“数字人文的运行需求”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挖掘,并予以相应的匹配机制。我们先从人的需求谈起,在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中, 人文研究者的需求应当作为研究的主要抓手和风向标,与“大数据”相对,可采取“小数据” 的观念来建构人文研究者的需求层次体系,以领域专家为核心,在研究的各个过程和阶段主动调研、访谈、观察和测度人文学者的思想、行为等个性化数据,辨别其需求类型,如学习类需求、科研类需求等,保证人文研究者是具备研究主动性的,满足其全过程的思考和理解需求;此外,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中, 人的需求除了包含人文研究者的需求,还隐含了“档案人”的需求,作为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档案人, 为了更好的理解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馆藏的组织和利用特点, 需要充分理解档案学是如何成为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的, 档案人需要通过重构学科知识背景, 来满足自身的技术和平台需求[27]。 人的需求是容易察觉的显性需求,而数字人文的运行需求则是易被忽视的隐性需求,领域专家知识不对称现象是普遍存在客观事实。因此,不同的人文研究者对数字人文输出结果的接受能力是存在很大差距的。理论上来讲,每个人文研究者学习并充分理解数字人文技术的运行机制和档案知识表示的逻辑联系是最理想的状态, 但是这是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我们可以在化解这个难题的持续性努力中,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建立一定的合作机制,为技术人员、档案人员和人文研究者提供一个舒适、高效的合作氛围与环境, 以增强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总之,建立匹配机制,匹配各方需求,并以人文研究者的需求为核心需求,是保证我们的研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础。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710/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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