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兆与中国档案学教育(2)
少年时代的父亲是通过《大公报》《文汇报》了解时事的;是在自己的现实遭遇里对社会产生不满的;是阅读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来体味新时代的;是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感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是在与要好同学的交谈里知道共产党主张和解放区状况的;是看到不断兴起的学生运动后察觉到社会变化的;是在苏联文艺和苏联驻华大使馆每月一份的《新闻类编》里开始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
在学校期间,父亲的那些亲友、邻居、同窗,形形色色,他们思想自由,阅读的书籍报刊丰富多彩,所持观点各异,令父亲大开眼界。那时学生结社非常普遍,连初中生都在自行结社,父亲与同班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团体,先叫“民意党”,后来改称“同学健青会”。在中华职业学校就读时,他又想加入学校的团体“迎新社”,但入社没成功,却被学校里的地下组织发现了他的政治倾向,于是吸纳进中共上海地下党,因而可以顺利地成为新政权的一员,开启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人大档案学教育因何而起
195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国发出《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工作训练班招生的通知》,上海有三个名额,父亲是其中之一。这个训练班培育了新中国第一批档案管理和教育人才。1954年,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父亲到场一看,满眼都是自己的同学,后来很多年,各地档案部门的领导大多来自人民大学。
先母潘嘉(原名徐墨文)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任职,也是1952年11月由上海进京的。不过,因为她曾先后在南京国立师范学校、南京临时大学、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学历较高,所以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是第一期档案研究生班,苏联专家谢列兹涅夫任导师。
在人民大学创办档案工作训练班,依据父亲的回忆,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曾三密切相关。当时办公厅下面就是处,后来才改称局。中央的档案都归秘书处管理。曾三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参加过万里长征。
新中国刚一建立,苏联就派大批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指导各方面建设。在1950年来华的百位专家中,有一位苏联内务部派到我国公安部的米留申是档案学家,公安部认为“不对口”,便向中央请示如何让他的才能“归口”。中央便派曾三处理此事,曾三借此机会对档案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向中央写出报告,建议创立、发展新中国的档案馆和档案事业。曾三认为,档案事业的当务之急是人才,否则,档案馆就是个空架子。
在哪所学校合适呢?刚刚创立的人民大学就是专门培育新中国建设人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因而选中了人大。曾三和秘书处副处长裴桐专门来人民大学与吴玉章校长协商,人大恰好有一个独立的专修科,不属于任何系,就决定在专修科下开办档案班,1953年专修科撤销,档案班扩大为档案专修科;1955年,档案专修科再次扩大为历史档案系。历史档案系这一名称也是受苏联影响的结果,因为苏联就设有历史——档案学院,翻译过来,既可以叫历史与档案学院,也不妨简称历史档案学院。
父亲一直保留着那张通知的复印件。其中说,中央决定开办档案工作训练班,1952年9月1日开学,1953年7月1日毕业。学生从中央和各地党政秘书部门的在职干部中选送,毕业后回原地工作。学生要符合《中央关于保守党与国家机密的补充决定》所规定的机要人员条件,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一年以上的秘书或档案工作经历,20岁到35岁,而且还称“孕妇不收”,学习期间“概按原职补贴等级供给”。
从人民大学开创的新中国档案学教育,初创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委托人民大学举办,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策划并具体负责。1953年11月14日,曾三和裴桐致函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的安子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习仲勋,详细汇报了“中央委托人民大学举办档案专修班”的情况。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培训班的名称已经改为专修班,延迟至11月15日才开学,全班共112人。其中,中央一级的党政军各部门26人,每一大行政区各3人,各省市各1人,党委部门的占65%,政府部门占25%,军队和群众团体各占5%。信中说明了开班的目的:通过这一学习,统一对档案工作的认识,以便为今后全国档案工作的统一建设,准备好思想的条件和干部的条件。
专修班学习科目共7门,档案的理论与实践一课由苏联专家谢列兹涅夫讲授。开办的同时,还建立了档案教学研究室,教研室开始设想是个组,附设于人大城内校区铁一号院内的中国历史研究室,但因学生学习在西郊校区,来往不便,所以干脆在西郊校区单独成立了教研室。专修班班主任和教研室主任由华东局调来的秘书处副处长吴宝康担任,中央组织部档案科副科长田奇任副主任。教员、翻译等工作人员共13人,均由中央机关和人民大学共同配备,其中有4人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710/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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