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兆与中国档案学教育(4)
曾三、裴桐与吴宝康被称为档案界的“三驾马车”。那个年代,凡有档案界的大会,主席台上总是端坐着他们三位。“文革”初期,他们被污蔑为档案界的“三家村”,一起挨批斗。“文革”之后的一段时间,还形成了定期召开三家联席会议的惯例,大体一月一次,专门讨论全国档案工作发生的重要问题,与会者有国家档案局正副局长、中央档案馆正副馆长和档案系正副主任。
1981年3月30日,我那饱经磨难的母亲潘嘉病逝,年仅54岁。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我看到有二百多人赶来,其中就有韩毓虎、王明哲等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的领导。由于我母亲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随后人民大学又在西郊大教室举行了追悼大会,校内外有八百多人参加,那天来得最早的就是曾三和夫人沈义,还有他们的女儿曾晓前。父亲陈兆祦前年去世时,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李明华等站在了告别人群的最前列。
初创时期道路坎坷不平
从人大档案专修科毕业后,按照规定,父亲应该回到上海原单位工作,不想,裴桐找他谈话,要他留在人大当老师,经上海市委办公厅同意,他从此就留在了北京,住在张自忠路三号,也称“铁一号”,即铁狮子胡同一号。这里是人民大学宿舍,开始时有部分系的教学也在此处,档案系就是其一。在这个大院里,我家先后住过红一楼、西小院、红二楼、红三楼,父亲在此一直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父亲当上老师后,身兼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里,面对枯燥的档案,他发现,如果要提起学生们的整理兴趣,就需要准备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内容。通过申请,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协商,由齐燕铭出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4年6月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各部委将保存的原华北人民政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的档案移交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保管、整理。据父亲回忆,这些档案早已被各机关送进库房“睡觉”去了,现在移交过来,经过整理,一下就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20世纪50和60年代,他们不断接待查档的各方人员。那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档案,在越南劳动党的新政权建设中还派上了用场。历史档案系成立后,父亲的职责之一就是专门保护、管理这一批档案,对这些档案,父亲如数家珍,感情至深。“文革”爆发,父亲眼看局势混乱,害怕这些档案流失,就赶紧请系里联系中央档案馆接收,但因当时国家档案局已经瘫痪,无人管事,最后只得设法报请周总理,才解决了移交问题。
父亲在世时常常说,在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1956年最值得一提,这一年,有几件关于档案的大事值得永远记忆,而且还都涉及档案学教育,还专门提到了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的建设。
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发布,决定开宗明义,认为“国家的全部档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都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书材料,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财富。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
决定内容非常详细,对全国的要求共有七条,包括: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全面推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以建立统一的归档制度;迅速整理开国以来的积存档案;必须积极收集和清理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国家档案局在加强全面规划工作中,应该充分发挥对全国档案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的积极作用;加强各级档案工作机构;加紧培养干部、提高档案工作的业务水平和科学水平等。
在最后一条要求中提到,今后国家的档案工作干部,除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进行培养外,特别应该注意分层负责地开办短期训练班加强在职干部的业务学习,结合实际工作,提高其业务水平。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
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发言,主题为“让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在中共全国党代会上专门阐述档案工作,这恐怕是唯一的一次。从曾三的发言里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对档案事业的认知水平已经很高了,他不但介绍了发展成就,还尖锐地指出了问题,无所避讳。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710/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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