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兆与中国档案学教育(7)
重提建立档案学院,尽管由人民大学档案系发起,1980年7月由人民大学向教育部提出《关于建议单独设立档案学院的报告》,但资金、基建指标,最终还需要国家档案局出面。于是,1980年底,国家档案局就筹建档案学院一事向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姚依林请示。1981年1月批复下来了,因为“没有房子,经济上正在调整,基建下马,近期不能上新项目”,所以未获批准。不过,这一请示还是有了不小的收获,“档案专业人员确实需要培养,目前是否可以由人大扩大招生,或者再由北大或其他大学增加个系,请与教育部研究,因此而增加点投资是可以的”。
经过反复研究,1982年8月,国家档案局和人民大学就“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扩大招生”一事,联名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请示,两家单位都认为在其他大学新建一个档案系困难较多,还是在人大档案系扩大招生的方案可行。扩大后的档案系有历史档案、档案保护技术和科技档案三个专业,并重新开设进修班,为全国培育档案专业师资和研究人才,“使现有在校学生由二百多人增加到五百人左右”。恢复后的人民大学一直在为校舍苦恼,如今档案系还要扩大,教室、实验室、宿舍肯定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请示希望在人民大学附近征购土地,并需投资400万元,解决教室、实验室和教职员工、学生的宿舍约9000平方米。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为此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基建办公室申报;同年10月22日,教育部复函国家档案局,同意人民大学档案系扩大招生,在校学生逐步增加到500人左右。
1983年暑期后的人民大学档案系,已经呈现出一番发展壮大的景象,八个教研室加一个《档案学通讯》编辑部;学生603人,其中全日制本科150人、硕士生6人、教师进修班40人,函授生二个年级共407人,分布在三个省市;教授二人、副教授10人,讲师46人。此外,档案系还要为人民大学二分校的档案本科三个年级的学生、中央军委办公厅档案干部集训班、煤炭工业部档案专科、中南海业余学校大专部档案专科、北京红旗业余大学档案专科、国家档案局与北京和贵州档案局举办的三个档案干部培训班授课。短短几年,档案系扩展到这个规模,确实令人惊叹。而根据国家档案局1983年统计,全国县以上各级档案局、馆拥有的专职档案人员已达人,可见,培育高素质的档案管理队伍已是刻不容缓。
1983年10月,身为系主任的父亲向负责档案系的副校长谢韬再次提出要筹建档案学院的愿望,他期望从1985年到1990年,档案学院在校学生要逐步扩大到3000人,其中全日制学生1000人、函授生2000人,全日制学生里本科720人、专科200人、研究生80人,还提议建立档案学研究所。父亲与谢韬往来密切,或在谢的办公室,或是谢来到我父亲的办公室,不时深谈。
1984年8月,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通知,同意增加国家档案局1984年预算内基建投资400万元,“用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扩建”。不过,此时的父亲已经不是在考虑扩建档案系,而是希望利用这笔经费来建立档案学院了。
为了筹建档案学院,父亲在人民大学和国家档案局之间来回奔走,一再论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国家档案局答应用这笔钱和人民大学共建档案学院,但人民大学的校长办公会上却对共建一事没通过,理由是共建需要大量房屋,尤其是实验室,而学校根本没有这个条件。父亲为此又劝说学校领导,说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当时人民大学基建处已经向教育部打报告要求建盖实验楼,而报告里就包含了档案系的需求,说有两层楼将分给档案系,用于实验室建设。终于,学校同意与国家档案局共建。
其实,档案学院开始筹划时何止两层楼,院址原定设在校外,用的是已经获批的那9000平方米的基建指标,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基建指标就无法购买建材,由于人民大学附近已无可征之地,于是,北京市专门在大兴批出了一片地。因为不占人民大学地面,而且还扩大了一块地方,所以人民大学领导此时是支持档案学院建设的。父亲陪同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张腾霄多次赴大兴勘察,父亲与他相识几十年,早在“四清”运动时,他就是人民大学在湘潭地区的领队。可惜,那片地的地质情况不允许建高层,最高只能盖五层,另外,那时的档案系老师都觉得大兴十分遥远,交通不便,没人愿意过去。对此,父亲后来后悔不迭,因为从后来的社会发展看,这实在是一大失策。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710/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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