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兆与中国档案学教育(8)
1984年9月,国家档案局与中国人民大学签订了“关于建立档案学院的协议书”,双方的签字人是韩毓虎和张腾霄。协议书中称,国家档案局1984年内向人民大学投资400万元,院址就在校内,人民大学承担筹建工作,于1987年底以前建成档案学院。这笔投资实际就是那笔扩建档案系的经费。
档案学院规模,按照协议设想,“从1985年起将档案系的招生名额逐年扩大,于1989年达到在校生五百人”。1985年8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复人民大学“同意你校设立档案学院”,“到1989年在校生规模为五百人”。1986年3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和光明日报头版都刊出了“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档案学院”的消息。
经过三十年的奋斗,档案学院终于成立,老一代档案工作者夙愿以偿!
可惜,档案学院即使设在校内,也留有遗憾。当人民大学的实验楼盖成后,原定给档案学院两层,结果只给了一层,人民大学并没有履行当初的协议。父亲只得去找副校长吴树青说理,吴反过来还给我父亲做工作,请他顾全大局,而那时国家档案局和人民大学主要领导都已换人,谁也不愿为此事再起纠纷,父亲也只好作罢。
就在档案学院筹建时,1985年6月,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召开“全国档案学专业教育改革座谈会”,在会中与会后形成的《关于发展和改革档案学教育的几点意见》,在当年8月28日作为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的文件下发。其中有一段话概括了中国当代档案学教育的历程。
“解放以前,只有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和重庆崇实档案学校办过档案学教育。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始办档案学专修科,1955年成立专业招本科生。三十多年来共为国家培养了848名本科生,924名专科生,59名研究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据1984年各校报教育部的材料统计,全国已有21所普通大学、8所职业大学设立了档案学专业和专修科,在校学生2600多人。另有一些省市举办了业余大学档案学专业班、档案中专班、档案干部培训班等,中央电视大学今年即将开办档案学专业。”
在这份“几点意见”的第三章还专门论及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历史悠久,师资力量比较雄厚,近又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档案学院。这个学院应该办成我国高等学校档案学教育与研究的中心,成为培训高等学校档案学师资的基地。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培养研究生和举办师资进修班、培训班上,为档案学教育输送更多的师资。”
这份“几点意见”至今看起来都是一份中国档案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关键文件,文件提出“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档案学教育、合理调整档案学教育结构”,“认真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合理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师资、教材和试验设备问题”,其中每一项都非常具体,既有方向,也有步骤。
1993年,父亲告别了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档案学教育,成了离退休人员。此时的档案学,已经完成了父亲的理想,从零起步,终于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一届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拥有了一批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出版了大批学术著述,办出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形成了教育、科研体系。父亲自己也是著述丰富,一部接着一部出版,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编委。
照片摄于1984年6月,前排右起第二位是陈兆祦。
1993年后,父亲也没闲着。1985年成立的中国老教授协会,他曾担任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主任;吴宝康在这个协会里建立了档案与文秘研究所,吴宝康是所长,他是常务副所长,后来又接任所长。档案学研究所也是吴宝康和我父亲的夙愿,早在档案系时就一再申请,但始终未获学校批准,如今离开档案学院后,却在老教授协会里如愿以偿,父亲自然很兴奋,里里外外又忙了很多年,直至体力不支后才离开。在老教授协会里,父亲还和辽宁档案局合办了一家全国性刊物,刊物原名《辽宁档案》,合办后改称《兰台世界》,父亲曾是总编辑之一,刊物影响一直不小。
2016年4月9日,因主动脉瘤破裂,父亲忽然逝去。人民大学治丧委员会的悼词中有一段如此评价他:以丰硕的学术成果、强烈的事业心、独到的远见卓识和优秀的管理才能,为中国档案学科和档案学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的确,先父陈兆祦,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档案学教育事业!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710/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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