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兆与中国档案学教育(6)
三年后,父亲作为最后一批人民大学的“五七战士”,从江西返京。父亲从江西回京后,人民大学已被撤销,学校人员都已被分配。吴宝康为了能保留住全国唯一的档案系,曾不断上书,直至周总理,但最终依然没有逃脱全系遣散的命运。父亲只得依从分配计划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他的具体工作在采编组,这个采编可不是媒体的采编,而是采购和编目。
我去过多次采编组,发现里面都是学富五车、精通多国文字的老先生,因为“历史问题”不能走上讲坛,只好双臂戴着套袖,成天埋首书堆里编目。父亲在那里成了壮劳力,经常骑着自行车跑遍全城的新华书店和中国书店的内部服务部采购。那时的公开店面基本没什么有价值的书可供挑选,只有内部服务部里,不但有好书,而且价廉。我借着父亲的光,拿着北师大图书馆的介绍信在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里读书、买书,《于湖居士文集》《曹子建文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经籍纂诂》《经传释词》《十三经注疏》都是那时积攒下来的,少则几毛钱,多则几元钱。
多年夙愿——建立档案学院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终于复校,就在人大复校的呼声中,父亲与几位档案系教师四下奔走,联名向有关部门呼吁同时恢复档案系。档案系恢复后,档案前面的那个历史也去掉了,父亲认为,这一名称才最为准确,不然,人民大学有个历史系,又有个历史档案系,外人看了都莫名其妙。据他说,就在称历史档案系的年代,有的学生报考,原本是冲着历史系来的,不想却进了档案系,结果发现与心目中的历史学没什么直接关系。
在父亲的档案柜里,我看到了1978年至1988年的一批信函,这些信函都出自档案系从前的毕业生之手,当时,他们有的已经担任了各地各级档案管理机构的局长、处长,有的已经成为大学里档案专业的教师,有的在党政部门工作。因为父亲已经担任了系领导,所以有些毕业生希望证明他们“文革”期间在学校没有参与暴力活动,有些请求提供最新教材,有些是随信将论文寄来,还有的则是邀请前去讲课。每封信首页的右上角,父亲都标明是如何回复的。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他那时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就在档案系恢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父亲还做了一件影响全国的事情。4月28日,他致函《人民日报》,6月,人民日报《群众来信摘编》第761期以“销毁档案要慎重”为题刊登了这封信。原来自1978年以来,从中央到各地,在平反种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将案件中那些不实之词形成的档案,也就是所谓“黑材料”,一律销毁,并以此作为一种平反昭雪的有效措施而加以宣扬。而他却认为,档案的内容或许是造假、歪曲、不实的,但作为档案却是真实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形成的记录,如实反映了那个时代,不应该一律销毁。他的这封信引起了高度重视,当年11月3日,中央向全国批转了《国家档案局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形成的含有冤、假、错案内容的文书材料的意见》,基本扭转了销毁之风。
1979年7月,吴宝康和我父亲创办了档案界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档案学通讯》。最初刊物既无资金,又无编制,还是油印,以后才改成铅印。父亲白手起家,在这一刊物上付出了大量心血,从约稿、审读、校对、印刷、发行,无不亲力亲为。在办理刊物登记手续时,父亲原打算由人民大学报批,不料学校不同意。父亲便去找国家档案局领导,当时正筹建中国档案学会,父亲就说:学会也需要有个刊物啊,不如我们合办《档案学通讯》吧!结果,由国家档案局报批,申请了刊号。
我记得他那时天天要为刊物写信复信,面对稿件,字字推敲、句句斟酌,曾经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全城四处寻找印刷厂,最终找到景山学校印刷厂承印正文。随后大约有两年多,寒来暑往,他都是自己用自行车将稿件送去印刷厂,再借来一辆三轮车将半成品运去装订,还时常协助工人将一盘盘沉重的铅字搬上移下。
终于,《档案学通讯》办成了权威刊物,发行量最高时达到四万,其学术地位至今无可替代。
吴宝康是档案系第一任主任,当吴宝康年事已高时,父亲就担任了第二任系主任,被称作“档案学科第二代掌舵人”。
20世纪80年代初,好像雨后春笋一般,档案专业已经发展到全国各地,教育部甚至希望赶紧制订出未来规划,最好一个省仅有一个,以免未来学生难以分配。然而,吴宝康和我父亲1980年的想法却是赶紧成立档案学院,扩大人大档案学教育的规模,让人大的档案学教育和档案学术研究在全国始终保持领军地位。建立档案学院的想法实际早在“文革”前就已有之,可以说是档案界的夙愿,起因就是苏联有个历史档案学院。经过曾三、裴桐、吴宝康他们那一代的努力,当时的国务院也已同意,并拨付专款给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人民大学基建处还派人四下寻找地点。后来因为经济面临困境,只得搁置。
文章来源:《档案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axyjzz.cn/qikandaodu/2021/0710/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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